彭怒和宋志是同班同学，两人同时报考了广州某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粤语专业。奇怪的是，文化分高出最低录取分数线62分的彭怒落榜，而文化分刚好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宋志则被录取。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广东省招生办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招办副主任表示，此举“做法不妥，但不违规”（据7月3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
    随着相关信息的披露，这起“高分落榜低分录取”事件逐渐明朗，结果没有出乎人们的预料，被低分录取的学生是其所报考的广州某大学艺术系一名教职工的儿子，该校也坦承，存在“关系生”。然而，与校方的“教工在学校工作几十年，招收其子弟也是应该的”说法相比，省招生办负责人的表态更让人难以接受。
    什么叫“做法不妥，但不违规”？这对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力提出了挑战。本质上，招生工作是一项以国家公信力为保障的政府行为，无论是程序还是结果，都理应体现出公平、正义的底线原则。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招生领域也是存在潜规则和腐败易生之地。因而，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必须有一套严谨而清晰的规则来对权力和权利进行规制，以保障学生的利益，约束行政权力。对于一个具体的招生行为而言，要么违规，要么不违规，没有“做法不妥，但不违规”的中间选项。即便有，标准也不能由招生办副主任随口而定。
    事实上，此事违规本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该校招生简章写明，该专业“按文化成绩占60％，专业成绩占40％进行核算，合成一个总分后排名录取”，未提到“综合素质、综合考虑”等要求。广东省从2005年开始实施阳光工程，明确规定“在本科层次以上的录取中一分不降，谁都没有照顾。任何教职工子女都没有优惠”。在白纸黑字和明文规定面前，“低分录取高分落榜”难道不算违规？
    “做法不妥但不违规”的表态，其妙处在于，谁也不用为这件事承担任何责任。如果违规，必然有人逃脱不了干系，如果只是不妥，改正了就好。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荒诞的解决方案，省招办建议，要么将低分的最后一名剔除出录取名单，要么将分数在他以上的同学全部录取。广州某大学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在原计划招30名学生情况下，增加了9个生源计划。于是，就出现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最终结局，没有什么承担责任的问题了。
    只是，面对这样的结局，谁来为公信力的透支买单？谁来解释教育资源为何像某些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一样，被如此随意地配置使用？谁又能将这其中的诸多疑点说个明明白白？一个并不高明的文字游戏，影响了教育公平，这或许就是教育问题屡屡被置于风口浪尖的原因所在。没有对职责的坚守，没有对制度的信仰，没有对权利的尊重，任何一个领域都会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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