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称，河北省将立法禁止以带有性内容或与性有关的肢体行为、语言、图片、电子信息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已经提请省人大审议的《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中规定，自觉受到上述骚扰的女性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类似的立法并不新鲜，上海、江苏等省市，早在各自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的《办法》中，对此类事项做出过类似的规定。此次河北省做出相似规定，仍然得到舆论重视，一则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只有原则规定，缺乏具体细则，在执法过程中很难具体举证落实；其次则是由于性骚扰现象有日渐增多之势，却鲜有被害人在相关诉讼中胜诉的案例。性骚扰的多发性与隐蔽性之间的矛盾，给深受其苦却求助无门的受害人带来极大的困扰。因此，任何有关反性骚扰的立法动向或司法实践，都会再度引发舆论的关注。

　　总结以往经验，性骚扰诉讼中，原告方鲜有胜诉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性骚扰行为发生的私密性、隐蔽性，与司法裁决需要的严谨证据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受害人（主要为女性）受到实际骚扰，感受到极大伤害，却很难有可靠的手段收集证据，以作呈堂的证据。如在我国首例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件中，某国企女职员控告其上司对其进行了性骚扰，但经两个多月的审理之后，却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2003年，北京雷女士控告上司对其进行性骚扰，并在其离职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动用各种关系阻挠其寻找工作。审理结果雷某不但同样因证据不足而败诉，且雷某在媒体的笔下被暗示为无理取闹或胡乱猜测。

　　鉴于伤害事实与举证困难之间的悖论，某些西方国家在司法实践中，有以原告主诉为证据，或要求被告自证无罪的倾向，以致有传说称，美国大学导师单独指导异性学生时，都要敞开大门以备留下日后自证无罪的证据。

　　这种“举证责任倒置”，以致有违无罪推定之嫌的做法，究竟对减少性骚扰现象有多少实效，或在其社会舆论及司法界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在目前严格依法条定案的中国司法界，上述带有创制判例色彩的变通，显然不太可能出现。因此，在各地的《办法》、《条例》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原则规定，细化为具体行为、语言，并尽可能提示被骚扰方留存可提供给法庭的证据。

　　如在河北省即将审议的《办法》中，“带有性内容或与性有关的肢体行为、语言、图片、电子信息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规定，就符合上述特点。譬如以后若有女士收到“涉性”短信，并自觉因此而受到骚扰、伤害，便可以留下不删，并以此为据，将骚扰者告上法庭。

　　事实上，早在2005年，重庆某小学女教师就曾以收到校长的淫秽短信为由，控告校长对其进行性骚扰。但在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校长提供证据认定，校长确曾向原告发送过淫秽短信，但并未引起原告反感、拒绝，甚至认定原、被告之间还有“短信互动”，因此判定原告败诉。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外”，该案件很可能已经成为以短信为证据的“短信骚扰第一案”。

　　无论如何，对于被害人（主要为女性）深受其扰，却因举证困难而很难得到救济的性骚扰现象，从短信、图片、网聊这些可以留存、提取证据，因而“抓得着”的骚扰方式入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骚扰者以警告和惩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性骚扰的泛滥。

　　从中国以往的司法实践看，应在司法审判中给被骚扰的弱势一方更多帮助，以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也更有效地对心怀不轨者起到威慑和喝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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